高华：蒋介石是一杯平庸、世俗的卡布奇诺

历史学家高华在露天咖啡座特地挑了一个有太阳伞的座位坐下来。稍稍环顾广东美术馆四周，周六的小广场上，散步的人沐浴在初春的阳光下。话题转到了桌上的卡布奇诺咖啡。高华谈到20世纪中国历史时像魔术师一样，将咖啡与蒋介石联系起来。他提醒记者留意这两者的相似性：平庸、世俗。

说到革命，他回忆起自己的太行山之行。那次旅行让他对半个世纪前从北平到太行山的大学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被革命的诗意所吸引。

在无书可读的年代读历史

从小生活在南京的高华，在回忆中写道：“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桑感。”出身于工人家庭的他，受惠于父亲读历史书籍的爱好，从小就读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11岁的时候自己开始读《毛选》。上世纪70年代初，全家搬到更差的住处，一切都不方便，但他发现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离家不到十米。在绝大多数人无书可读的年代他博览群书，对时代有了自己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还读到了内部发行的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即所谓的“灰皮书”。那些年里，他不仅阅读了金日成著作集，也读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

1976年9月9日下午，“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聍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1978年以后，高华大多数时间一直待在南京大学。阅读、写作。

高华服膺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经说过：“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普通人往往能体会到历史是“活生生”的，充满了可供借鉴的教训；但从自己生活的变迁、知识的积累不断改变对历史的看法的人，也许才具备了洞见历史的眼光。高华谈到自己从生活中经常能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对流”。这种罕见能力也许就是布洛赫常说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之一。而他说自己只是手不释卷，才掌握了所研究问题的尽可能多的资料。

阅读高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革命年代》，记者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作者高华未必完全赞同“历史是建构起来的”，但他对历史建构者的叙事策略与修辞用心了然于心，他的写作如同手术刀那样，总是精确地去除遮蔽，将不为人知的真实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

数学零分的历史学家

时代周报：你求学时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学，为什么会选择近代史？

高华：从那个年代来看，我不是抱着很功利的心态去选择专业。同时期的人在选择读什么专业的时候会有功利的角度，譬如觉得想去赚钱，就选择了经济学。但更多还是从自身兴趣方面出发—在1978年读大学的学生更多是从自己的价值观、爱好选择的。而那些从功利角度选择读书的人太理解权力的重要。但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当时那个年代只有文科和理科的选择，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人都感觉文科的危险，我不是不愿意去学理科，可是我在“四人帮”时代只读过两年初中，我的数学成绩是零分，我文科分数很高。数学是零分怎么去考理科呢？当时的数学叫做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没有今天这样的数学的概念，而我们进历史系的时候专业也没有像今天分得那样细。我选择历史学是因为我自己学习的过程中对中国近代史更有兴趣，更为具体的细分是在研究生阶段。当时仅仅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没有系统地想过这些。

1978年整个社会可谓是“冰河解冻”，社会开始苏醒，也充满了很多希望。虽然有很多限制，主要来讲那还是一个苏醒和开放的年代。对于物质没有太多看重，人们互相传诵的是《人民日报》当天又刊登了什么文章。放在今天可能很难理解。

时代周报：根据我以前读文史哲书籍的经验来看，有一些学者以占有资料为荣。我看《革命年代》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在写作中非常热心地向同行推荐新材料，我记得你提到苏联解禁史料、地方档案与台湾资料。

高华：我不太了解你说的情况，所以也不好评论。每个人研究的方法和心态也只有了解以后才能去评价，不过这也不是很特别的例子。过去有你说的这种现象，但更多的史学者在接触到了比较有意义的史料，还是愿意与同行进行分享或将新书告诉大众，这是很自然的。历史学是非常强调材料的，有的朋友可能会在掌握这些资料后，觉得这些材料对于自己是非常有用的，于是会有你所说的现象。我是以一种理解的心态来看待这种情况。

时代周报：你也是以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高华：我们并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角度去分析历史。或许当年也有别的选择或是更好的选择，但在两者之间很难把握。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1949年以前的选择。虽然在1949年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而那些选择为什么最终又没能成为被选择的，你可以去研究。

时代周报：你很留意一些大叙事中不被提到的人物，比如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而且你所谈到的共产女权主义问题也会涉及到很多问题。

高华：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林彪，叶群，之后又用了30分钟聊到了王光美等一系列人。包括去年7月份在香港召开的一次会议“新中国的建国60年”就遇到一个在女权主义领域很有名的教授，她完全是根据《中国妇女画报》来作的研究。她就在会上说这是谁（指邓颖超和蔡畅）呢？这是中国的国母。我当时就很客气地告诉她国母之说只能代表你的看法，据我所知在国内很少有人这样称呼她。从研究角度来看，更多称她们为女革命家、妇女活动的组织者，并不是她说的女性主义者。当时她就很愤怒。

汉学家爱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

时代周报：与你的工作类似，有许多西方汉学家也在研究中国当代史。比如说麦克法考尔、史景迁等人，你对这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外国学者有什么样的评价？

高华：总的来说，他们以局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从他们所处的地方和环境来谈论中国当代史要方便很多。另外，他们非常容易通过西方的资料、大陆的资料以及台湾方面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当代史。大陆方面有时候出于国际统战的需要会给予他们方便去查阅资料。所有的西方学者有很严谨的研究体系，他们成长于美国二战以后从麦卡锡的反共主义时期到肯尼迪的缓和阶段，再到中美关系的解冻，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包含了自己对中国的价值观。美国相当一些学者也有一种左翼迷恋症，他们把对苏俄的共产主义的向往转而投射到了中国的毛泽东身上，特别是斯诺。这是一个传统，而中国革命的传统确实又非常让人着迷的，无论革命的意志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到太行山，站在山上一眼望去，都是那些巨大的沟壑。很难想象中共就是从这里深入到敌后区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很多青年人带着这份理想到底层去动员群众，进行某种社会的改良，这是很难得的。很难相信一个北平的大学生是如何到山里去的，而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的意识形态信念去的，靠理想主义，共产党居然能把这些人带到这些地方。国民党能做到这样吗？不可否认这样的方式对于农村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以后的土改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抗战之前的“减租减息”，总体上就我来说是要给予很高的评价的。

这种理想主义，超越了物质主义的思想追求把国外人们都“醉倒”了，我不能说这是一种迷恋，而是一种“醉”。他们一边喝着卡布奇诺一边欣赏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呢？

譬如我现在就喝着卡布奇诺一边欣赏尼泊尔的无产阶级革命，你不用置身于那个环境中嘛。这就是很多美国学者能够同情理解毛泽东，对蒋介石那样一种平庸的、世俗的卡布奇诺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对于蒋的革命方式已经很熟悉了，同时也厌倦了，他们对蒋持一种讽刺和怀疑的态度。对于中国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就非常欢迎，于是就“醉”了—这种方式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很多外国人看国民党是怎么看都是不顺眼的，对不对？蒋介石一点都不酷，有毛泽东酷吗？毛泽东太伟大了，他就是这样把斯诺给震撼住了。

时代周报：读者对历史书写者的身份的确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历史是建构起来的，你在写作的时候对以往的历史写作进行了叙事策略的分析，这一点是非常新的，在传统史学中很少见。

高华：这也是偶然为之的。我对红军长征整个的叙述还是持同情的态度，我对他们的那种理想主义和奋斗的精神是非常同情的理解，也是一种欣赏。有的人很喜欢把人归类，那对于长征的这些人又该如何归类呢？20世纪国共双方都有对自己历史的叙述，都很重视，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建构更为成功一些。这是给我感受比较深刻的，国民党也有但很粗糙。我们可以理解双方的叙述都基于对领袖的推崇，但建构历史是20世纪的一个突出现象。有时候不能说这是完全扭曲历史，更多还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或突出一部分历史。这些都是匠心独具了，这一点共产党就做得很好。

时代周报：历史书籍的出版热和阅读热持续很长时间了，作为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大众对历史的热情？

高华：读者对于历史通俗读物的热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起码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高涨年代大家都还愿意去看历史故事。我想这和我们中国人历史情结有关，是长期历史氛围形成的。过去我记得有很多学者也提过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把历史当作宗教来看待，因为我们没有一种西方宗教化的传统。历史给我们提供鉴往知今的一种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对历史的感悟更多还是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

历史学的研究者是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读史，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历史学看做纯粹技艺性的东西，完全与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没有关联的。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不可能完全离开这样的背景，我们对一百多年甚至更为久远的时间中的事件会有很多触动，特别是以历史研究为职业的人。当然我不反对把历史研究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但历史学家都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历史。

时代周报：你觉得自己幸福吗？

高华：当然。有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这让我觉得很幸福。另外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能亲眼看到这种历史的转折和变化。和比起没有看见这些的人，我觉得是值得高兴的。我之前说过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完美主义的世界观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时代周报》2010年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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